7月5日,秘书小吴给蒋春生送来一份报告，“局长，是苏瑞庆留在桌子上的,关于脊髓灰质炎疫苗投放的调查报告。”
蒋春生微微挑眉，接过来翻了一下,他没有想到,苏瑞庆在临走之前能将这份报告完成。
虽然是初稿,但是里头的数据分析，一如既往地做得很扎实，要点分析也算面面俱到，可以说，这份调查报告是有厚度的。
蒋春生拿在手里掂量了下，他可以以“申城卫生局”的名义，将这份报告投到《华国医学》上去,但是昨天谢微兰的话给他提了个醒，万一这份报告引起了上头领导的注意，一层层问下来，发现这样做实事的人才,被冠上了“现行反`革命”分子的帽子，难免不会重新追查。
那他可就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。
不过考虑了一瞬，蒋春生心里就作了决断,将这份报告扔到了秘书手上去,“扔掉吧,反`革命分子的东西，做得再好，我们也不敢用。”他到底不能睁眼说瞎话，说这份报告毫无用处,但是态度也明确得很，不会给苏瑞庆任何翻身的机会。
秘书小吴想为这份报告说两句话，但是看着蒋局长面色不好，也没敢开口，拿着报告出了办公室。
等走到垃圾桶旁边，望着上头的“初稿”俩个字，久久没有下得去手，他是知道，这份报告凝聚了苏主任多少心血在里头的。
从1965年脊髓灰质炎糖丸投放开始，苏主任就以申城郊区的朱桥、百花、深水等七八个镇子作为试点观察对象，这一年多来，苏主任组织申城这边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同仁，走访了多少个村庄，回访了多少个家庭，光是那一份份调查笔记，怕都是有小山高。
他们有时候还取笑苏主任的鞋不是在坏的路上，就是在换的路上。
先前他们都认为这份耗费了许多人力和时间成本的报告，一旦发表出来，定然会引起公共卫生领域医学同仁的广泛关注，怕是谁都没有想过，有一天这份报告会像一堆废纸一样，落在了他手里。
吴怀仁到底没忍心把它销毁，反手放在了自己的包里，准备下班以后去一趟街道那边，把它交还给苏瑞庆。
打定了主意，吴怀仁心里头也稍微轻松了一点，不成想，他刚坐下来，就听蒋局长出来和他道：“小吴，你下午早一个小时下班，去一趟街道办那边，看看苏瑞庆、刘武和孙千翼的情况，明天早上来和我汇报。”
“好的，局长！”
傍晚五点钟，小吴到街道办这边，就见一个有些丰腴的中年女同志正在整理表格，礼貌地询问了下，苏瑞庆在哪里，工作人员觑了他一眼，微胖的手指随意地朝后一指，“呐，在院子里干活呢，你就是有什么事儿，也得等人活干完了再说，先坐着等吧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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